因此，私权神圣的观念是否被人们普遍接受，构成了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关系契约化的先决条件。
妥善地处理这一矛盾需要 在宪法范围内进行谨慎的价值判断和利益权衡。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宪法 所规定的公民通信权是独立于其他权利的一项重要权利，小广告者商业联系中的通信形 式和商业隐私则是依附于商业行为的，由商业联系产生的个人隐私则是由广告行为派生 而来的，因而这样的通信权虽应受保护，但又由于其依附和派生性质而难以受到宪法的 完全保护。
其核心在于保护个人的秘密交流，保护隐私权。街头小广告被群众戏称为城市牛皮癣，严重破坏了市容环 境，成为影响城市形象的一大公害和顽症。但是，对于 小广告者主动公开的通讯资料，是否应当按照通信秘密来保护、如何予以保护呢?第二 ，街头小广告者用其公开的通讯工具进行广告内容方面的商业联系，是否属于行使通信 权?广告者与受众进行广告内容方面的联系，性质属于商业行为。(注：参见台湾司法院公报第38卷第12期，第9页。但是，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法律对什么是通信自由，什么是通信秘密这一关键性问题作出具体规 定。
比如， 深圳市1999年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就规定：禁止在建筑 物、构筑物的外墙及市政公用设施、管线和树木上张贴、涂写、刻画。而它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是纯粹市场领 域中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在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后，电信企业就有义务为用户提供约 定的服务，而无权随意限制和中止用户通讯工具的使用。人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通过权利、义务来确定的，在民主国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强调社会因素，基本义务的功能是作为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前提。
就此而言，它提醒公民注意在国家中的共同责任。比如施托贝尔认为选举义务是道德义务，因为它既未在法律中规定，也没有规定惩罚措施。[48]笔者认为，伊森泽的观点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自由法律体系中，权利和义务、公民和国家、个人和集体是相互独立和对抗的。
[55]比如基本法第18条规定，凡是滥用表达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讲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信、邮政和通讯秘密、财产权和避难权来攻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人，将丧失这些基本权利。但是，巴杜拉认为，这可以通过基本义务的法律保留来预防，同时，基本义务本身就是宪法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基于基本义务的有限性，过度禁止也得以保留。
[71] 最后，关于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关系。有的基本义务是以劝说为目标，比如巴登-符腾堡州宪法第26条第3款的选举义务和表决义务，也只能看作是道德义务。④纪律罚主要是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公职人员，包括警告、财产损失以及一些特定的纪律手段。③违反秩序罚是作为刑罚的补充。
对于不作为义务，比如和平义务，同样不依赖民法和刑法的规定，民法、刑法的规定仅仅在制裁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行为时才有必要。[20] 所以，兰德尔茨霍夫将基本义务分为三类：（1）宪法直接规定的义务，包括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义务、第12条第2款的公共服务义务、第12a的服兵役义务、第14条第2款的财产的社会义务、第26条的和平义务、第33条第4款的忠诚义务。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质疑或者担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有的发达国家宪法上没有规定基本义务，比如美国，可见基本义务并非宪法所必需的。会议的多数人承认公民自律和针对其他公民的责任，但认为针对国家的独立的义务规定似乎背叛了自由的理念，[25]最后会议以570:433否决了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发布，[26]所以《人权宣言》仅在前言中提及义务。
这个主要是针对接受荣誉职位的义务和受教育义务。不侵犯义务并没有在忍受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中耗尽，相反它将人的一般道德义务转化为帮助他人的义务。
它使国家教育的目标变得可能，唤醒公民并形成公民意识。[74]施密特提到了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另外三个不同：（1）基本义务是针对作为，而基本权利限制是针对不作为。
也就是说，参与城邦事务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它又有新的发展，包括将受教育义务规定为上学义务，并通过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父母的教养义务来予以补充。这就为服从法律的义务奠定了实质的基础。另一种则将基本义务视为独立的宪法范畴，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是平行的。第1条第1款第1句首先要求人们不去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义务，其次人们有义务去忍受其他人的发展，只要这有助于他的人格尊严的自我发挥。[95]更准确地说，承担基本义务就是公民区别于私人的地方，也就是公民概念中公的部分的体现。
但是，由于魏玛宪法只实施了14年，同时缺少宪法法院，所以基本义务的教义并没有充分形成。[61]父母的义务并非对父母权利的外在限制，而是说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
这种义务的履行充满了道德意味，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为了换取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美德。耶利内克用地位是来说明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更多是用法律关系或者个人对国家的联系，反之用地位则混淆了作为法律关系主体资格条件的身份（Eigenschaft）和法律关系本身。
比如要求公民不作为的服从法律义务是一种消极地位，要求公民进行实物、金钱或者服务的给付义务是积极地位，以政治参与为目的的接受荣誉职位义务是主动地位。这其中的关系可以从纳税义务上看出来。
其次，国家负有保护人格尊严的义务。对于（3），笔者认为，这是个真问题，值得讨论。诚如前述，德国基本法规定了基本义务也没有导致轻视基本权利的现象，反之，难道将我国宪法上的基本义务条款全部删除后我国的基本权利保障水平就自动提高了？笔者认为，这是另一种否定文本的极端，即企图把所有的现实问题都归咎于文本。学界的通说认为，这只是宪法对纳粹时期滥用公民义务的一种反应，[⑤]基本法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义务条款，比如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的教养义务、第14条第2款第1句的财产的社会义务。
负担人是指履行义务将导致经济上受损的人，比如接受荣誉职位的义务对于其他劳动者构成负担，因为从收益的角度阻碍了他的劳动力的行使。[63]虽然基本义务在内涵上与主动地位的基本权利相关，但在法律结构上则与社会基本权类似，是一种宪法方针条款，即基本义务不能像基本权利一样具有直接效力，必须通过法律的转化，行政机关不能直接依据基本义务来做出有效力的命令。
这一制裁主要是针对公民的忠诚义务的。[97]所以，无论是拿别的国家宪法有无规定还是拿有多少国家宪法没有规定来论证我国应否规定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对于作为义务，比如纳税义务，法律要提供最低的规制。（2）宪法规定了基本义务就容易强调基本义务而轻视基本权利，这对于保障基本权利本身就不足的我国尤其可怕。
[31] 纳粹时期基本义务的特点是：首先，义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中心地位。原则上国家是基本义务的受益人，但是除了国家之外，基本义务还会使其他公民受益。[42]但是在后来的《德国国家法》第三卷中，施特恩则回到巴霍夫（Otto Bachof的论证轨道，[43]将基本义务作为团结（Solidarit?t）的最低标准，社会国原则也是由此导出。比如基本法第44条第2款的向调查委员会的提交义务、第33条规定的州对联邦的义务、第43、53、58条规定的联邦机关之间的义务、乡镇之间的友好对待义务。
德国学者所提出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的思考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另一方面体现在公共参与，好公民在受到吁请时固然会承担公共责任，但是他们不会总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发出吁请，相反，他们会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
比如施托贝尔就认为，基本义务属于宪法的结构原则[97]所以，无论是拿别的国家宪法有无规定还是拿有多少国家宪法没有规定来论证我国应否规定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个人对公共福利（Gemeinwohl）负有无限的义务，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称之为义务的总体方针（das totalit?re Programm der Pflicht）。比如刑法典第113条是针对公民的和平义务的，第353b条是针对公务员的忠诚义务的。
